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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真实:卡夫卡与我们的时代
时间:2019-11-01 15:29:14   来源:匿名   

德国评论家冈瑟·安德尔曾经这样描述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中的一员;作为一个不属于帮派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一名讲德语的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一家劳动保险公司的员工,他并不完全是一种资产。作为资产的儿子,他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卡夫卡说,“我比我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更奇怪。”"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一生都用德语写作。在他的故事中,主人公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虫,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卡夫卡和他的父亲不相容,他的工作不顺利,他和女人纠缠在一起。他身上似乎有无数的标签和秘密。

9月底,由中信出版集团、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和中信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主题为“寻找卡夫卡”的新书分享会在中信书店举行。捷克驻华大使馆副馆长伊万娜·格罗洛娃(ivana grollová)、北京外国语大学德国学院任卫东教授、捷信企业社会责任经理Vitapaksek应邀出席。

《寻找卡夫卡》由中信出版集团与杰克森合作出版,于2019年8月推出。这本书是由捷克专家拉德克·马利和著名插画家雷纳塔·富西科娃(Renata Fucikova)撰写的。前言由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撰写,他通过大量精美的绘画和文字向读者展示卡夫卡未知的一面。

德语卡夫卡和布拉格

如果我们在中文网上搜索卡夫卡或者阅读他作品的中文翻译,不难发现他的介绍是“奥地利作家”,但事实上,任卫东说:“卡夫卡一生中从未离开过布拉格很长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波西米亚度过。”

19世纪的布拉格由三个民族组成:德国人、捷克人和犹太人。尽管德国人数量很少,但他们垄断了这片土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最高职位。另一个相对较大的族群是捷克人。虽然他们占了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与此同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摆脱奥地利国家的统治。这一政治立场与当时的德国截然不同。因此,两个民族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抗,而两个对立的民族就是犹太人。

任卫东提到布拉格当时正处于文化和语言的十字路口。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中、下层阶级对国家的方向感到困惑。卡夫卡出生在这个时期。

18世纪中后期,维也纳统治者不仅废除了最初关于犹太人再生产的歧视性法律,还给了他们接受与基督教徒相同的学校教育的机会,这极大地改善了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被送到德国学校接受教育,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任卫东指出,20世纪初,布拉格德语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高达30%,而在捷克语大学,犹太学生仅占1%。不难发现德国文化对犹太人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认同也成为捷克人在某种程度上憎恨他们的一个因素。

任卫东解释说,当时在布拉格讲卡夫卡式德语并被德国人教育和同化的犹太人在任何民族中都是互不相同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年轻的卡夫卡开始写作,他的作品充满了分裂、无助和恐惧。”

冲突的卡夫卡及其作品

为了更好地说明卡夫卡与文学的关系,任卫东用歌德的回忆录《诗与真理》来描述卡夫卡。“诗”代表歌德的文学创作,“真理”是真理和真理。这本书是关于歌德的文学创作和生活。"卡夫卡的生活和文学相互渗透,无法区分."任卫东说道。

1912年,卡夫卡在给他的爱人菲利斯写了第一封信后,一口气写下了《审判》。在任卫东看来,这部小说是卡夫卡创作中最具突破性的作品。它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的缩影。

在判决中,乔治,一个事业成功的年轻商人,和一个非常般配的女孩订婚了,他犹豫着告诉他远在俄罗斯的童年玩伴。他的朋友几年前去了俄罗斯,在那里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乔治害怕刺激他的朋友,从不告诉他们他的婚姻,他的未婚妻经常和他争论这件事。这一天,乔治终于写了这封信。他去了他父亲的房间,告诉了他自己的决定。我父亲只是好奇地问,“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吗?”

故事结束时,生病的父亲从床上跳起来,恢复了他巨人的形象。他指责乔治的婚姻背叛了他的父母和朋友,而他在俄罗斯的朋友是他自愿的儿子。他认定乔治·奥格跳进河里淹死了。乔治最终死于精神压力。

任卫东认为,这个故事不仅是对一个虐待狂父亲和一个懦弱儿子之间关系的批评,也是一个成年男子不愿尝试成熟和社会化,但最终失败的故事。事实上,卡夫卡在现实中,作为未来继承家族企业的独生子,从小就受到家人的高度重视。然而,他对生活的想法与父母的期望有本质的不同。由于他无法满足父母的期望,他经常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种矛盾的性格也反映在卡夫卡与女性的关系中。卡夫卡一生未婚。他订婚了三次,最后解除了婚约。任卫东说:“他渴望情感生活和女人,但同时又害怕和女人相处得非常亲密,因为这意味着他将失去写作所依赖的孤独。”。

他最著名的女朋友之一是菲利斯,一个犹太商人的女儿。菲利斯独立又能干。卡夫卡一见钟情于她。他们的关系从1912年持续到1917年。在这五年期间,卡夫卡两次求婚,两次取消婚约。

任卫东评论道:“卡夫卡对菲利斯的爱就像一场无缘无故的无名热病,没有理由来来去去。”她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他们在一起的五年里只见过17次。从相识到第一次订婚,住在布拉格和柏林的两个人只短暂见过六次面,但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多达300封信。

在任卫东看来,他们关系的起伏实际上是卡夫卡在自己的想象和书信中建构的。一方面,婚姻更像是将卡夫卡从可怕的父子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但另一方面,他一直特别害怕婚姻,觉得家庭生活不仅让人窒息,也失去了写作所需的孤独,这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东西。

卡夫卡在与中国清代诗人袁牧的《春夜》的书信往来中也多次谈到:“在寒冷的夜晚看书会忘记睡觉,锦缎香炉盖无烟。美女生气地抓起灯,问郎今天是什么日子。”起初,古人渴望午夜阅读,红袖子加香的闺阁情怀。然而,卡夫卡赋予西方艺术家在婚姻和孤独艺术家之间矛盾和艰难选择的意义。因此,当他和菲利斯迅速靠近时,他开始犹豫和担心。

敏感的卡夫卡与我们的时代

德国作家奥尔特曾经这样描述卡夫卡:“卡夫卡的情感极具代表性。他的恐惧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疾病。”

任卫东指出,对许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模仿,而对卡夫卡来说,他的生活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实践想象的生活模式。“但他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个案的心理战,也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和敏感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呓。”

卡夫卡的写作与其说是心理治疗,不如说是撕开伤口让别人看到的过程。任卫东说:“他就像《乡村医生》里的那个生病的少年,身上有着天生的伤口,向现代人展示了他的恐惧、无助和迷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他的作品晦涩难懂,但仍引起广泛共鸣。”

卡夫卡在191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中写道:“一天早上,格里戈里萨姆莎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这样荒谬的场景面前,英雄并不感到惊讶,而是很快适应了他的“蠕虫状”。他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窗外的天气。他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的上帝!我选择了多么艰难的工作。“在格里戈尔的潜意识里,他会和事业一起变形。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家人,他早就想辞职了。而异化成非人——变成甲虫,客观上不能去工作,所以自然摆脱职业,也不必背负心理上的负罪感。

在卡夫卡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中,人类也被异化为动物。这位英雄毕生致力于绝食,并表现出痛苦,因为他的绝食艺术不为人所知。正当每个人都认为他致力于艺术的时候,他渴望说出绝食的真相:“饥饿只是因为他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说到这里,他的学生仍然表现出坚定的绝食信仰。

不难发现,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当时社会腐败、帝国的暴力独裁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疏远的反思。政治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这个敏感而忧郁的人的痛苦和孤独。

任卫东认为,作为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卡夫卡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有着更深的孤独感、陌生感、恐惧感和无助感。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作为一个独特的作家,以一种开拓性的方式表达了一种观察和感受,因此在他死后近一个世纪,卡夫卡从布拉格走向了世界,从奥匈帝国走向了21世纪。

卡夫卡不仅属于捷克共和国,不仅属于奥地利,而且属于全世界,属于每个时代。阅读卡夫卡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

这篇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的客户。欲了解更多激动人心的信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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